在此背景之下，就需要明确数字平台之于共同体秩序的维护义务。

[46]即规范领域愈宽，保护程度愈低。前一类行为对通信权的干预程度最为严重，构成一种典型的侵犯行为，故属绝对禁止之列。

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之规定虽然在形式上高度概括，但在实质上又十分具体明确，因为在1982年宪法起草时，应当禁止实施侵犯通信自由的行为已是普遍共识。[29]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我国宪法针对通信权的保护内容经历过一次重大扩展：与1954年宪法仅规定保障通信秘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仅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不同，1982年宪法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结合起来规定在通信权条款之中。而对于通信检查采取了加重法律保留，即要求通信检查必须符合宪法第40条所规定的通信检查三要件。其二，即便将通信权纳入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保留范围，依然难以满足通信权宪法保护的实际需要。

[91]有鉴于此，从国家专营体制并未在其他通信行业实行的角度来看，通信自由的宪法保护似乎也应限于邮政投递的信件。由此可见，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通信权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禁止对象，即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等行为，完全可被视作示例性规定。这种明显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又被具体化为因果关联，即法院认可当事人针对行政行为的废除请求权，仅在于判断是否存在具体可能，被诉的实体决定如果没有此类程序瑕疵就可能与现在不同。

[32]与瑕疵治愈条款一样，可忽略不计条款也历经修改。其次是将行政程序理解为沟通程序。但后一种程序权利是否就可被类比于相对程序公权，还有赖于对程序轻微违法的类型中是否可再细分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和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类型。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程序公权和程序瑕疵的制度设置背后不仅有行政合法与行政效能之间的逐力，还更多牵扯对公法权利、诉讼定位等关键问题的理解。

[10]行政程序权利之后能在德国法上获得更大重视又因为其与宪法核心条款的关联，其中首要的就是法治国原则。但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并未使程序公权跃居与实体公权同等的地位。

[34]为抑制该条的适用，有学者提出在因果关系外还应有明显性要素作为制衡。此规定因此成为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的例外。在此份判决中，联邦行政法院指出，如果某项被违反的程序规范不仅旨在维护程序流程，而且也在特定范围内保护第三人权利且不依赖于其实体权利是否受到影响，即这程序规范的目的就在于确保第三人独立的程序地位。也因为是在请求权框架下展开公权的体系构建，至主动地位处，耶利内克的表述就已经发生摇摆，此种摇摆恰恰从侧面说明，若从请求权角度观之，处于主动地位的民主参与权与防御权、给付权的确存在异质性。

但我国行政法上有关程序权的教义尚未塑成，大多时候或者仅类型化列举程序权利而无整全性认识，或者受正当程序观念的影响强调其独立价值，却未对其意涵进行深入挖掘。[72]其实从行政诉讼的判决类型中，完全可推导出程序违法的第三种处理方式，即存在重大且明显的程序违法的，法院可确认无效。立法者在对程序瑕疵配置惩戒（Sanktion）机制时，必须考虑公益私益等多重因素，而在各个要素构成的魔术多角形中取其平衡。同样因受私法影响，源自德国的公权论明显带有实体性特征，而有关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的区分更是直接牵扯出实质公权/形式公权的界分，这种区分又进而造成程序公权自始区别于实体公权的异质性。

建筑许可应依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作出决定的，各州应确保再建筑许可事实前，乡镇应及时对于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确保对建筑规划措施作出决定。 摘要: 因受私法影响，公权论明显带有实体性特征，这使公法上的程序权利自始就被归入形式公权。

[63]其实在Mülheim-K?rlich案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也谨慎提醒：尽管许可机关忽视核能法的程序会导致基本权利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核能法的大众程序中，所有的程序瑕疵都必须作为基本权利侵害，除非当许可机关无视国家为履行保护《基本法》第2条第2款的职责而制定的程序规定时，就可被认为是基本权利侵害。[80]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与北京联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复议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293号行政裁定书。

[71]但在释解何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时，学界和实务又多有争议。[44]乡镇的同意权，即这些社区组织通过参与许可程序而落实其规划理念的权利，成为绝对程序公权的典型，如果建筑许可机关作出有利于建筑所有人的决定，却未征得乡镇的必要同意，此时就无需再考虑规划许可中利害关系人的实体地位是否受到影响，法律允许其直接提起撤销之诉。巴霍夫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区分在于意志所保护的利益范围不同，实体公权指向完全的利益保护，而形式公权仅确保程序参与利益，尽管其已从利益上升为权利，但这种利益并不指向确定的行政决定，因此仍旧是一种不完整的法地位。这种意义上的程序公权既不再考虑程序规范是否具有私益保护性的目的，也不依赖于当事人实体法地位的有无，本质上已属于与实体权利彻底脱钩的功能性公权。自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同样兴起对行政程序和程序权利的研究。 赵宏，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二）德国法上行政程序权的萌芽与发展除耶利内克主要聚焦于宪法上的民主参与权外，有关行政机关在日常活动中应遵循何种程序规则的学理构想，即使在奥托·迈耶（Otto Mayer）或埃内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的行政法教科书中也不存在。[37]（四）程序权违反与诉讼权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的忽略不计条款虽为实体法条款，但已经限制了程序瑕疵和程序权违反的诉讼可能。

[56]弗里德黑尔姆·胡芬（Friedhelm Hufen）评价这一观念的意义是使基本权利对于个人参与政治和行政化的行政决定和作用程序发挥作用，而行政程序参与就是个人在积极地位上的民主参与权这种原初的基本权利地位，也借由行政程序，作为理性公民的个人与行政间的对话得以形成。[73]由此，要求法院具体甄别程序违法是否会对原告实体权利产生影响属于过度苛求。

德国上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及其保护领域首先都是实体法层面的，即使是基本权利的三阶审查构造，例如干预、干预的正当性以及比例原则等也基本都是在实体性框架下展开。《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可治愈的程序瑕疵共5类，其中不乏被作为现代核心程序装置的制度，例如应说明理由的事后才予以说明，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事后才给予等。

弗里茨·奥森比尔（Fritz Ossenbühl）就警告，不要过早地诉诸基本权利，行政法上的程序制度应优先从法治国原则中推导出来，否则就可能导致过度程序化，不仅不具备实践性，也会给法院审查带来过度负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典型的绝对程序公权基本都归属于乡镇或环境团体，其目标也是确保这些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监督参与或是以私人团体的身份弥补公益执行。再至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因第42条和第113条的规定，权利受损不仅是诉讼的适法性要件，同样是诉的理由具备性要件。对此类程序规范的违反不仅会为第三人提供诉讼权能，甚至会成为诉的理由具备性基础。

所谓绝对程序瑕疵，即该瑕疵的出现确定无疑地会对实体决定产生影响。程序规范的保护功能是否延申至实体决定和实体权利，成为判定程序公权证立的第二个步骤。

[4]在此，程序权利并非行政程序中具有支配性的内容，而只是具体程序制度的实现和反射。而明显性的判断又必须如跃入眼帘一般明显时才会获得肯定，如果还需要询问行政事务的承办人员就不具有明显性。

[15]受制于传统的诉讼法思想，尽管布勒和耶利内克一样尝试区分权利和权利的实现可能，并将权利的来源诉诸于实体法，但在立法者意图不明或表达不清时，布勒仍旧认为，诉讼可能性是援用可能性的最明确表达。既往的讨论多集聚于程序权利的价值与内容、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关联、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等方面，部分形塑出行政程序规范客观约束之外的主观面向，对全面理解行政程序颇有助益。

这就使主观公权利概念首先在司法救济的入口处发挥着过滤功能，使其不致扩张为保护公益或他人利益的民众诉讼。[65]在司法实务中，即使是那些与基本权利相关联的程序条款，即其所保障的实体法地位为基本权利，原告依旧要证明，程序瑕疵对该条款所保障的实体性基本权利产生了明显影响。[50]这一判决被评价为传统的德国法观念向程序的开放，也代表着一种程序时代的到来。在此，行政程序瑕疵也大致被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陈述申辩、听证等凸显相对人核心程序法地位的权利，只要违反就会招致决定被撤销的结果。

[70]六、结语：准确认识程序公权与程序瑕疵的法律效果究竟应如何认识和理解程序权利，一直都是现代公法的重要议题。在1996年修法前，该条的表述是：行政行为非依第44条的规定为无效的，如实体上已不可能再做出其他决定，则不得仅因其违反程序、方式或地域管辖的规定而请求废除。

[48]但在1968年的Deich判决后，上述情形发生改变。[45]（三）第三人的绝对程序公权除乡镇等自行政组织或特定的社会团体外，另一类典型的绝对程序公权主要涉及三边法律关系下的第三人。

这一效果又被描述于程序瑕疵的相对性，即大部分的程序规范被认为仅与实体决定间具有相对性关联，即使这些程序规范被违反，也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的实体法地位受到影响。[46]在此，这些程序规范是否具有第三人保护意旨，是第一步需要判断的问题。